一

　　1933年12月，一部集合當(dāng)時北平多家印紙齋、閣木版水印箋紙名品的豪華精美“寶籍”面世。盡管價格昂貴，可僅在北京、上海兩地，初版100部就迅速銷空。這使得當(dāng)初頗為銷路擔(dān)心的編者立即著手再版。這部為中國木版水印保藏精品并使得此種技藝得以延續(xù)、發(fā)展的大書，就是魯迅、鄭振鐸合編的《北平箋譜》。

　　魯迅對美術(shù)尤其木刻的喜愛除去促成出版及自費印刷了《近代木刻選集》一、二兩部，還出版有《士敏土之圖》、《〈死魂靈〉百圖》，《凱綏·珂勒惠支版畫選集》等多種介紹外國木刻作品的著作。他向德國、蘇聯(lián)、日本等國收集這些作品的努力，在他的書信或日記中常?？梢砸姷?。后來他還舉辦外國木刻展覽，主辦木刻講習(xí)班……在這方面做了極大努力。在介紹外國木刻藝術(shù)的同時，他對傳統(tǒng)刻板印制也極重視。在北京時，他收集過一批木版水印信箋。當(dāng)然，當(dāng)初多是為了使用，魯迅還常常不忍著筆，以為在這種信箋上寫字簡直是糟蹋藝術(shù)。

　　1932年11月，魯迅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親，在琉璃廠的各家紙坊又搜集到一些箋紙?；厣虾：?，寫信時便分別寄給一些友人，也供他們欣賞。此時的魯迅，正與一些愛好木刻的青年聯(lián)系，對他們進行指導(dǎo)幫助，這些傳統(tǒng)木刻箋紙便自然引發(fā)了他的特別關(guān)注。他想集制一部箋譜的念頭，大約也就起于這段時間。

　　二

　　1933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，三弟周建人與家人去看望魯迅，帶去了鄭振鐸贈給魯迅的《中國文學(xué)史》（一至三本）。這部鄭振鐸編寫的《中國文學(xué)史》附有許多插圖，這些插圖都是中國雕版書封、內(nèi)文及圖畫印件。鄭振鐸在當(dāng)時愛好并收集中國古代雕版畫已頗有時日，這種相同嗜好使魯迅立即決定：收集、印制一部箋譜書，為中國木刻史留下鑒證。2月5日，魯迅給鄭振鐸寫了一封信：

　　西諦先生：

　　昨喬峰交到惠贈之中國文學(xué)史三本，謝謝！

　　去冬回北平，在留黎廠（即琉璃廠）得了一點箋紙，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，已比 《文美齋箋譜》 時代更佳，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，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， 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沉了。

　　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，向各紙鋪擇尤（對于各派）各印數(shù)十至一百幅，紙為書葉形，采色亦須更加濃厚，上加序目，訂成一書，或先約同人，或成后售之好事，實不獨為文房清玩，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。

　　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？因在地域上，實為最便……

　　信中喬峰即周建人。

　　對于這件大事的托付，魯迅并不是隨便的。除去鄭振鐸愛好收集古代雕版畫，具有相當(dāng)眼力之外，魯迅與他還有一段頗不尋常的相助聯(lián)系。

　　鄭振鐸很早就研究中國古代小說，但早期收羅有限。這時，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出版，給了鄭振鐸的研究以極大幫助。一次鄭振鐸寫信詢問《醒世恒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喻世名言》的情況，魯迅特別為他抄錄《醒世恒言》的全部目錄。并告訴他，此書是從一位朋友處借來抄出的。

　　此外，1925年4月鄭振鐸想看看古籍《西湖二集》，便去信問魯迅有沒有此書。魯迅收信后立即將所藏半部明末版的《西湖二集》（附全圖）六冊寄去。并在信中說自己現(xiàn)在不弄中國小說，這書贈給鄭振鐸。接到魯迅函不久，鄭振鐸來到上海。那是1933年4月的一天，他先到為其轉(zhuǎn)信的周建人處，由周建人偕他一塊去拜訪魯迅。見到鄭振鐸后，魯迅談到他在北京的感觸：“木刻畫如今是末路了，但還保存在箋紙上。不過，也難說，保全得不會久?！彼岢霾簧僭诒本┵I的彩色箋紙給鄭振鐸看，并且再一次強調(diào)：“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紙店所出的箋紙，收羅一下，用好紙刷印個幾十部，作為箋譜，倒是一件好事?！碑?dāng)然，這話在給鄭振鐸的信中已經(jīng)寫清楚了。當(dāng)時他們商量，由鄭振鐸在北京搜訪，并將收集的箋紙寄魯迅。最后由魯迅出資將選出的箋紙在北京印店預(yù)定印50部，分贈友人。

　　三

　　回到北京后，鄭振鐸便設(shè)法進行印刷箋譜的工作。首先得到各家印店里選購優(yōu)秀箋樣，再與他們交涉印刷事宜。鄭振鐸到的第一家是琉璃廠名為“清秘閣”的紙店。在這里購得好些箋樣，說起印刷箋紙的事，不料這家老板一口回絕，說是50部***不能開印。鄭振鐸問：印一百部行不行呢？老板說：到印的時候再商量。

　　還沒來得及跑第二家，熱河戰(zhàn)事便開始了。日本侵略者占領(lǐng)了承德；不久又占領(lǐng)了熱河全省并繼續(xù)向長城及灤西、察東等地進犯，平津一帶受到很大震動。在北平的鄭振鐸無法再繼續(xù)進行下去，直到半年后的九月初他又到上海見到魯迅，心力才進一步被激發(fā)出來。

　　鄭振鐸是帶著凄婉的心情說到印箋譜的事，魯迅說：那就印一百部，總不會沒有人要吧？接著他鼓勵鄭振鐸：這事我們得趕快做，否則，要來不及做，或輪不到我們做的。鄭振鐸得到鼓舞，回到北京后，便進入到真正、有實質(zhì)性進展的工作中了。

　　他到“淳菁閣”尋訪，見到許多“清雋絕倫”的詩箋。特別是陳師曾（即陳衡恪，陳寅恪之兄）的畫幅，雖寥寥數(shù)筆卻瀟灑不俗，似專為箋紙所制。這些有陳師曾畫的箋紙，鄭振鐸當(dāng)然一幅也不能放過。另外在這里還見到吳待秋、金拱北等名家的作品和姚茫父的唐畫壁磚箋，西域古跡箋等，鄭振鐸一一收回。過了幾天，鄭振鐸又到琉璃廠的“松華齋”，見到陳師曾的八幅花果箋。接著又見到陳半丁、齊白石的畫箋，鄭振鐸幾乎是照單全收。

　　有了這些收獲，鄭振鐸趕緊將它們先行寄往上海的魯迅，請先生予以選擇。在收到來函還未收到箋紙時，魯迅已經(jīng)先在信中設(shè)置此書了：

　　關(guān)于該書：（一）單色箋不知擬加入否？倘有佳作，我以為加入若干亦可。（二）宋元書影箋可不加入，因其與《留真譜》無大差別也。大典箋亦可不要。（三）用紙，我以為不如用宣紙，雖不及夾貢之漂亮，而較耐久，性亦柔軟，適于訂成較厚之書。（五）每部有四百張，則是八本，我以為豫約十元太廉，定為十二元，尚是很對得起人也。

　　怕書信往返耽誤時間，對于印制之事，他一應(yīng)托付鄭振鐸。但還是提出了幾點要求：“（一）應(yīng)該每部做一個布套，（二）末后附一頁，記明某年某月限定印造一百部，此為△△部云云，庶幾足增聲價，至三十世紀，必與唐版媲美矣?！?/p>

　　北平一面，鄭振鐸也在琉璃廠努力尋訪。九月底他來到“榮寶齋”，這是當(dāng)時“不失先正典型的***的箋肆”。在這里，鄭振鐸見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箋，齊白石的花果箋等。談到印箋譜之事時，他們也感到有難處，以為印一百部不易動工，只說到印的時候再商量。

　　搜輯的數(shù)目不少了，陸續(xù)寄到了上海。此時的魯迅正加緊擇選，開始設(shè)定印制及裝訂，書名等事宜：

西諦先生：

　　箋樣昨日收到，看了半夜，標準從寬，連“仿虛白齋箋”在內(nèi)，也只得取了二百六十九種，已將去取注在各包目錄之上，并箋樣一同寄回，請酌奪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書名。曰《北平箋譜》或《北平圖譜》，如何？

　　這是擇選箋樣后給鄭振鐸的第一封信。接下的一段時間，魯迅寫給鄭振鐸的信特別密，多就該書紙張、大小、印制、裝訂、目錄寫法，甚至廣告等事宜進行指導(dǎo)、協(xié)商。他還特別提示鄭振鐸應(yīng)將刻工的姓名署上，因為他們都認為刻工在制箋中的重要程度不下于畫家。

　　但是，將刻工姓名列入目錄卻費了鄭振鐸不少精力。在印刷店里，刻工是被視為一般甚至賤技來對待的。所以鄭振鐸訪問刻工姓名時，這些店里覺得奇怪。這次“箋譜”出版，努力尋出并署上刻工之姓名，實在是對雕板業(yè)的尊重和支持，對后期雕板史提供了重要文獻。

　　經(jīng)魯迅、鄭振鐸兩位編者的努力，需印箋紙終于選定。鄭振鐸購下并寄給魯迅的共有500多種，最后由魯迅選定340余幅。箋紙選定就該是印刷了，不料由于箋紙選自多家，需要一一與他們協(xié)商。幾家一談便應(yīng)，幾家最先亦說一百部無法開印但最后終于答應(yīng)，唯有清秘閣堅決認為一百部無法開印，交涉多次也不能成功。鄭振鐸舍不得溥心畬、江采等幾位名家20余幅作品，托請朋友從中通融，清秘閣才勉強答應(yīng)印刷，但仍有十多幅色調(diào)較繁的蔬果箋被剔出。最后印出332幅。

　　選印完成，魯迅以文言為《北平箋譜》作序，另一位編者鄭振鐸亦用文言寫一序言。兩篇序言寫好后，為保持一致情調(diào)，魯迅讓鄭振鐸在北京尋書家以筆錄出付印。最終選定沈兼士書封面書名，沈尹默題扉頁名，魯迅序由“天行山鬼”（即魏建功）書，鄭振鐸序請郭紹虞書。

　　四

　　1933年12月，《北平箋譜》終于完工。該書印造僅百部，每部六冊，藍色封面，白簽書名，線裝包角，煞是大方美觀。為防止紙鋪隨意續(xù)印，魯迅和鄭振鐸分別在版權(quán)頁上簽名負責(zé)。

　　《北平箋譜》當(dāng)時設(shè)想的五十部看來大大保守，印一百部也不夠。按當(dāng)初魯迅計劃，內(nèi)山書店包銷20部，自存及送人20部，計上海兩處共需40部。但大約北平方面所需亦甚多，鄭振鐸想多留幾部，魯迅不愿意：“至于我之二十部，實已不能分讓，除我自藏及將分寄各國圖書館（除法西之意、德，及自以為紳士之英）者外，都早已約出，且還不夠……不能折扣矣?！?/p>

　　從信中可以見出魯迅欲急切得到書的心情，另外還透出一個信息：他想將這中國的“版畫集”寄贈世界重要國家圖書館。不過，他不愿意寄給當(dāng)時法西斯統(tǒng)治的德國意大利以及常以老大自居的英國。

　　信寄出沒幾天，鄭振鐸一面催承裝的榮寶齋趕緊向上海寄書，一面攜一部書趕往上海。1934年元月22日晚上，鄭振鐸將書交到魯迅手里。當(dāng)這散發(fā)著新印滋味的漂亮大書展現(xiàn)在眼前，他也頗有些情不自禁了：“重行展閱，覺得實也不惡，此番成績，頗在豫想之上也。”

　　接下來，魯迅急切地將這部“箋譜”發(fā)往各地，分贈友人，除寄贈蔡元培、臺靜農(nóng)等人外，多種寄給日本友人。

　　分在北平、上海書店的“箋譜”銷得也頗好。內(nèi)山書店不到一周20部全部售罄。從各方需求看，再版幾乎難免。這對于兩位辛勤的編印者，該是多大的欣慰啊！受此鼓舞，兩位編者再版了《北平箋譜》，又立即著手刻印明版水印木刻圖畫《十竹齋箋譜》，還預(yù)備著編印中國古代小說雕版插圖……

　　《北平箋譜》的印制成功不僅為當(dāng)時乃至今天提供了精絕的書刊設(shè)計典范，更重要的，為中國版畫木刻史樹立了“斷代之唯一之豐碑”。這部書的存在有力地為木刻水印的存在和水準作了見證。